但是单一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设置，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土壤污染现状，也根本不可能改变土地损毁现实。

诉讼中行政纠纷涉利益方多，当事人较为繁杂。举例来说，当实证研究者认为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过少、信访数量过多的时候，陈述的可能是一个知识共同体的普遍意见，但仍然需要证明自己所假定的合理数量是一个科学的尺度。

[23]程琥：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38]郑春燕，见前注〔33〕。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基于司法监控者[4]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眼光，通过法教义学和解释学得以完成。[55]熊樟林：裁量基准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3期。在法学国家观层面形成清晰的认识，对于公法与公法学体系的体系性而言，无疑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17]王敬波的《阳光下的阴影：美国信息公开例外条款的司法实践》一文集中探讨了美国法院如何处理类似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事项，如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较有特色的研究有：①黄学贤、郑哲《管窥风险预防下的行政法原则变迁》，文章指出，在风险预防的目标下，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权责统一原则等行政法基本原则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此外，在受教育权的最低核心义务理论中，卡塔琳娜(Katarina Tomasevski)及《经社文公约》第13号一般性意见将其内容归纳为4A模式(4As Scheme)，即国家有义务使教育具备可提供性(Availability)、可获取性(Access)、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和可调适性(Adaptability).{22} 三、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法律规制现状 上一部分已从理论应然上分析了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研究现状，那么，对应在国际国内法的条文上，其国家给付义务的法律规制现状又如何呢？ 在国际上，几乎大部门公约文件对受教育权问题都有涉及。

在金钱给付领域内，学杂费及贷款、助学金、奖学金、生活补贴、科研创新基金、诉讼费减免等，此外还包括国家以优先、税收优惠等举措来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增进实现受教育权的物质基础。[3]此后，经社文委员会也认同了这种分层次的表述方式，如其在对受教育权的第13号一般性意见中，认为国家对受教育权负有尊重(respect)、保护(protect)和落实(fulfill, 含便利(facilitate)和提供(provide)两个方面)的义务。从亨利?休(Hery Shue)的避免剥夺、保护、向被剥夺者提供帮助三类义务{8}，到挪威人权学者，艾德(Eide A.)提出新的国家义务三分法，即尊重、保护和实现充足食物权的三种义务，以及阿尔斯顿(Aiston P.)对艾德第三种义务修改为帮助和实现的表述，再到荷兰人权研究所在食物权：从弱法到强法的研讨会中将艾德的三分法再加上促进义务，可以说层次化的国家义务观已在经社文权利领域立根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程序性给付不应单独作为一类，即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的内容只包括三个方面：物质性给付、服务性给付和制度性给付。

经社文委员会主席Ph. Alston 认为，核心内容这一术语意味着，每项权利必须有最低限度的绝对授权，如果缔约国疏于这一授权便构成对其义务的违反{5}。而且，该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另一方面，必须结合《公约》的总目标——为缔约国确立充分实现所涉各种权利的明确义务——来理解这一用语。1966年两个人权公约通过之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是即刻性的，而在《经社文公约》中承担的义务只是渐进性的{3}。其次，国际社会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承认了部分具体给付义务(如最低核心义务、义务履行方式)的可诉性{3}96-98。(三)制度性给付 任何权利的实现都有赖于制度这一媒介的保障。

在受教育权领域，其国家制度性给付义务的内容亦是如此。具体而言，逐步实现一方面是对所有国家争取充分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面临的现实困难的一种必要性、灵活性应变。而且，在受教育权的国际保护中，一般认为，承认和保护初等教育权和教育平等权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惯例{13}74。所以，无论是物质性给付，还是服务性给付，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都有赖于制度性义务来进行确证。

以学杂费为例，《经社文公约》第13条第2款(甲)明确规定，初等教育应属义务性质并一律免费。最后，在穷尽非诉手段而不能的情况下，若国家具备相应的物质性和程序性给付能力，而受教育者对该类给付又存在极大的依赖性时，不受理该类案件势必会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和社会动荡。

而公法规定的实施问题，却仰仗的是官吏对义务的忠实程度{25}。最后，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负责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工作部门及下一级政府作出或制定的不适当的决定或规章。

现代法律现实主义的创始人耶林曾言，公法与刑法的实施采用了作为国家机关义务的形式，由国家机关和官吏来履行义务。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经社文公约》)及其一般性意见等国际文件为诸多经社文权利的保障划定了不同的国家义务标准，为此也引发了学界对国家义务性质、分类等问题的激烈探讨。它是一种可即刻履行而不受资源的匮乏程度限制的义务，而一般义务则是国家可以采取渐进措施努力充分实现的义务{3}72。在具备了制度之后，相关机关再对物质性给付义务和服务性给付义务不适当履行或不作为的，则显然具备了违法性即追责依据。实际中，随着经济发展其已从最初的学费，不断扩大到教材及其他学习用品、早午餐、校车交通、住宿、校服以及医疗等杂费。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撤销跟上位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或国务院的决定、命令)、地方性法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权力机关的决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宪或违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最初是在西部地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2007年起开始在中东部农村对全部义务教育生免除学杂费、对贫困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贫困的复读生提供生活补助，而且城市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义务教育生也同步享受两免一补政策。因而，面对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缺乏制度规范时，公民是无法直接诉诸宪法规定行使请求权的。

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作为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从权为民所赋——权为民而用——还权于民——权为民所用的权力/权利逻辑链{2}可知，国家义务的履行确保了国家权力将会按着这一预设有理、有力、有度的运行。而再结合《立法法》的规定可知，我国合宪性与合法性的审查权存在这样自上而下的分工：首先，全国人大负责改变或撤销其常委会作出或制定的不适当的决定与法律、批准的违宪或违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2008年春季开学起，所有农村的义务教育生可免费获得教科书，贫困生的寄宿生活费补助标准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一般而言，我们可将救济机制分为国家义务机关自行纠错、公民监督权的行使和公力救济三种途径。

而国家制度性给付义务一方面是为了确证基本权利，对其物质性给付义务和服务性给付义务制度化。是故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对应的应是国家的积极作为义务，它包括给付和保护两个层面。因而，在公职人权的录用考核方面，应加强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权重，以不断提高国家机关队伍的义务履行能力与公仆理念。由此可见，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以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

那么，学界对受教育权所对应的国家给付义务内容又有哪些见解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家给付义务的分类。陈俊杰.论受教育权的国家保护义务[J].西部法学评论，2008，(6)。

而今，对国家义务进行层次化分类的方法也已为社会各界所认可并为国际或区域性文件所采用。另一方面是为保证公民立法参与、批评建议、监督检举等权利，对其加以立法明确。

这种人员队伍优化后的效应，体现在制度性给付义务领域，则主要是指立法机关能及时立法补缺与修正矫偏。虽然《经社文公约》确认了因资源有限而产生的局限并创设了逐步实现的自由，但它同时也规定了其它即刻性的各种义务。

台湾学者李建良亦将给付义务定位为国家提供一定利益的行为，基于此他将给付义务的内容区分为程序性利益和物质性利益{17}。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列举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对于其它行政争议只要未在排除事项之列，原则上均允许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28}。目前，人大代表的荣耀性光环远远盖过其使命感，这显然远离了我国人大制度设计的初衷。第三，国务院和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超越授权范围或者违背授权目的的法规，由授权机关负责撤销，且必要时还可撤销授权。

通过相关的组织和人员能为受教育者提供通知、咨询、指导、疏导、评价等加强信息流通的渠道，维护安全、便捷和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所以，除了立法机关自行补漏、公民侧面监督外，对于制度性给付义务而言，合宪性和合法性审查职能的充分落实是必备之选。

其中，对受教育权的保障内容进行专门的、较精细的规定的国际性或区域性公约文件有：《联合国宪章》第73条、《世界人权宣言》的第26条、《经社文公约》的第13条及其第13号一般性意见、《儿童权利公约》第28和29条、《取消教育歧视公约》、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人类发展指标》、《世界发展指标》和《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以及《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等。第三，据《立法法》第64条第2款规定而先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同新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应当及时修改或废止。

所以，还是以国家为了使公民实际上真正能够实现其基本权利而积极创造客观条件(主要是物质方面的条件)的义务{14}来界定比较恰当。这本身无论是对受教育者，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件双赢的事。